何以中国范文范文

何以中国范文

1963年8月，陕西省宝鸡县（今宝鸡市陈仓区）东北郊贾村出土了一件青铜器，

后被命名为“何尊”。1975年，考古学家发现在何尊底部铸有一篇122字的铭文，

其中有“宅兹中国”一句。何尊铸造于周成王初年，约公元前11世纪后期，距今已

有三千余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中国”两字。

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

之乂民。”大意是说，周武王在攻克了商朝的王都后，举行隆重的仪式向上天报告：

我已经在中国安家（建都）了，统治民众。显然，“中国”就是指周武王的王都。

为什么周武王的王都可以称为“中国”呢？这还得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说起。

1、“中国”的由来

5800年前，文明曙光在中华大地出现。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在今

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四处形成都邑性

遗址，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形成其他中心性遗址。距今5100年至

4300年前，一些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距

今4300年至41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

在汇聚吸收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政治、经济、文化持续发展，为进入王朝

文明奠定了基础。夏朝建立后，经过约二百年的发展，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建造了同

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邑，在中原各地形成不少人口集中的聚邑。

这些都邑和聚邑，被称为“国”（國）。“國”是一个象形字，中间的“口”代表人、人

群，下面的一横代表一片土地。由于这片土地是这群人生活和生产的基础，必须有

人拿戈守卫。为了安全起见，周围还要建一圈墙，外面的一个大“囗”。何尊中那个

“國”字的写法还没有外面这个大“囗”。这样的国当时已有很多，所以有了“万国”的

说法。“万”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而是一个形容词，万国形容国之多。相传大禹在

涂山（一般认为在今安徽蚌埠禹会区淮河东岸）大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到夏

朝，尽管国的数量仍不可能达到万，但肯定比大禹时代有所增加。

商朝的统治范围和影响所及比夏朝更大，国的数量应该更多。随着国家形态的形成

和强化，以及行政中心功能的完善，商王的驻地由不断迁移转变为长期稳定，成为

最大、最重要的国。盘庚迁殷后的二百多年间，商朝的首都一直在殷（今河南安阳

殷都区）。殷虽然也是“万国”之一，但其地位与重要性已远在其他国之上，因而被

称为“中国”。“中”本来是商人制作的一面特殊的大旗的名称，用作召集部众。每次

召集时，部众都会围绕聚集在这面大旗“中”的周围，时间久了，“中”就衍生出中心、

中央、最重要的含义。中国，就是万国的中心、中央，万国中最重要的一个国，也

就是何尊铭文中的“大邑商”。所以周武王在攻克商朝的首都“大邑商”后，可以向上

天报告，“余其宅兹中国”。不言而喻，到了周朝，周朝的首都，原来的宗周和新建

的成周，就是中国，其地位高于万国，也高于所有诸侯国的都城。直到东周初，中

国还是周天子所在的周朝首都的专名，诸侯国的都城只能称“都”。

进入春秋时代，周天子的权威逐渐丧失，“天下共主”的地位名存实亡。强大的诸侯

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相互争夺兼并，对因灾祸而亡的小国不再兴灭继绝，而是直

接吞并。春秋时有名有氏的国还有一千多个，到了战国时已经只剩下秦、楚、齐、

燕、韩、赵、魏七国和若干个附庸小国。周天子的实际地位已经降到了与附庸小国

相当的程度，他的首都已不如七国中稍大一点的都城。七国中的任何一国都比他拥

有更大面积的土地、更强的实力。“中国”早已不是周天子的专属，诸侯国，特别是

地处中原的诸侯国，都已将自己的都城或自己统治的国当作中国。中国还被称为

“赤县神州”或“神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实现统一，他的首都咸阳当然

稳居中国的地位，而六国的首都和疆域都成了他的统治范围，各自的“中国”概念也

得以延续，所以整个秦始皇的统治区都成了中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

年）的琅玡台刻石中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

北过大夏。”这一广阔的疆域都成了中国。

但秦朝的存在时间太短，这个“中国”概念尚未普及，在西汉前期还与传统、狭义的

“中国”概念并存。狭义的“中国”相当于中原地区，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

所说“皆中国人民所喜好”，“中国人民”即指中原的居民。一方面，“中国”就是汉朝

的代名词，尤其是对外而言，如在汉宣帝议定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朝见仪式时，萧望

之提出的原则是“使于中国不为叛臣”。另一方面，在汉朝内部，“中国”的定义还不

一致，如边疆新设置郡县的地区，当地民众已经认同中国，但此前已经设置郡县内

的民众还不将这些地方当作中国。汉朝疆域内一些尚未设置郡县的区域和非华夏的

部族聚居区，也往往被认为不属于中国。

此后建立的中原王朝，自东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无不以中国自称，

无不以中国为本朝国号的代名词。无论朝代如何更迭，皇帝如何易姓，中国的名称

始终延续，从未间断。在分裂时期，分裂的双方和各方，只要有统一的愿望，或者

为了取得合法性，都会以中国自居，而不承认对方为中国。但当统一恢复，双方或

多方都成了下一朝修正史的对象，即都被承认为中国。非华夏族一旦建立政权，统

治了华夏，或者入主中原，或者统一全国，都必定会以中国自居，如西晋、十六国

时期匈奴建的汉、前赵、夏、北凉，巴氐建的成汉，羯人建的后赵，慕容鲜卑建的

前燕、后燕、西燕、南燕，氐人建的前秦、西凉，羌人建的后秦，乞伏鲜卑建的西

秦，秃发鲜卑建的南凉；南北朝期间拓跋鲜卑建的北魏、东魏、西魏；以及后来的

南诏，大长和，大理，渤海，契丹建的辽朝，党项建的西夏，女真建的金朝。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在多数场合即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作为

国号和国名的概念和涵义延续至今。

2、中华民族的形成

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形成、发展成为今天以汉族为主体的56

个民族的大家庭。

五千多年前散居各地的部落，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结成部落联盟，以迁移来规

避和抵御天灾人祸。经过无数次的试错，其中一支较大的部落联盟迁入当时最适宜

的生存环境，黄河中下游地区。经过在夏朝数百年的聚居，形成了部族集合体，夏

人。由于聚居区域还比较分散，部族间的交往也不可能频繁，他们并没有完全融合

为一个种族，因而被称为诸夏。

商人来自诸夏聚居区之外，尽管他们在军事上征服了夏人，并建立了商朝，但始终

无法改变诸夏在人口数量上和文化上的优势。在商朝期间，尽管主流文化已经是夏、

商文化融合的产物，但人口的主体仍为夏人。商被灭后，残余的商人被强制迁移和

监控，散处的商人成了诸夏的一部分。

周人虽是灭商的主力，但直到周朝建立，周人在总人口中还居少数。周朝分封的范

围几乎都是诸夏的聚居区，被封的诸侯与他们的宗族、部属、军士、仆从在封邑也

往往居少数。因而除了在关中周人的旧地，占人口大部分的诸侯国的民众仍为诸夏，

仍以诸夏自居。到周平王东迁时，经过近三百年的融合，江淮以北诸侯国范围内的

民众都已成了诸夏、夏人。

华，本义是花，引申为美丽、典雅、高尚，由赞扬夏人服饰之“华”扩展为形容夏人

之“华”。诸夏、夏人乐于接受，并逐渐以此自称“华夏”。以后，华夏亦被简称为“夏”

或“华”。华夏以外的部族还有很多，到东周时，被泛称为胡、戎、狄、夷、蛮等，

并根据分布区域、方位、特征被细化为林胡、山戎、北戎、伊洛之戎、赤狄、长狄、

东夷、淮夷等，或者还保留各自的名称，如彭戏氏、白翟、楼烦、屠何、东莱等。

随着华夏人口的增加和农业区的扩展，一部分非华夏部族由牧业、狩猎或采集转化

为农耕，并与华夏融合，一部分迁往北方。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长城之内的黄河

流域，基本上已没有聚居的非华夏部族。

秦汉期间，华夏人口从中原迁入河套地区、阴山南麓、长江两岸、巴蜀、岭南、辽

东、朝鲜。在两汉之际、东汉末年至三国期间、西晋永嘉之乱后至南北朝后期、安

史之乱至唐朝末年、靖康之乱至宋元之际，一次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使华夏人口遍

布于南方各地。在这一过程中，南方的三苗、百越（如山越、瓯越、闽越、于越、

骆越等）、巴、氐、蛮、滇、僰、爨、僚、俚、僮等，大部分逐渐融入华夏，一部

分退居山区或边僻地区，形成或组合为不同的少数民族。

魏晋南北朝期间，面对大量迁入的非华夏族群和已经认同华夏的非华夏人口，华夏

的主体更强调自己属于“中国”的华夏，即“中华”。以后，中华与华夏并称，“华”成

为中华与华夏的简称，也可以是中国的简称。

在不同的朝代，特别是历年长久的统一王朝，该朝疆域内的华夏和非华夏人口，均

可以国号冠名相称，如汉（大汉）人、唐（大唐）人、明（大明）人、清（大清）

人，并会在朝代以后长期沿用，如汉以后至南北朝都有“汉人”之称，此后往往以

“汉”称华夏，以区别于“胡”。在清朝，内地十八省纳入编户的人口都称为汉人，以

“满汉”象征全国人民。而“唐人”之称一直用至近代，尤其是在海外华人中。

清朝末年筹办宪政，提出“五族”的概念，即满、汉、蒙、藏、回。中华民国建立时，

定五色旗为国旗，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成以汉族为主体、共有56个民族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3、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

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在这片土地上形成和发展。

五千多年前，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

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众多的文明雏形，考古学家形象地比喻为满

天星斗。中华文明在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呈现多元格局，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

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

商周三代文明，这绝不是偶然的。

据竺可桢等人的研究，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2摄氏度左

右，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充沛，是东亚大陆上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不仅生活、

生产用水能够得到保障，而且大多数地方的农作物不需要人工灌溉。而长江流域的

气候过于湿热、降水过多，蒙古高原和东北的气候寒冷、干燥，都不利于人类的生

存和文明雏形的成长。

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是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土壤疏松，大多属稀树草

原地貌。在只有石器或简单木制农具的情况下，这种土地上面的植被容易清除，便

于开垦成农田，进行耕种。其他地方如茂密的原始森林，在铁制工具产生和普及之

前很难有效清除，黏性板结或砂石过多的土壤也无法得到开垦。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土地面积大，是当时北半球最大的宜农地，比西亚、北非的肥沃

新月带的总面积还大。尤其是在小麦被引种后，可以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促使阶层

分化和统治者、贵族、士人、军队、祭祀人员、巫师、史官（由巫师分化）、工匠

等专业人员规模的扩大，也较快地增加了人口和劳动力。统治者控制了较多粮食，

促成了“公天下”的禅让制度向“家天下”的世袭制的转化。到西汉末年，在6000余

万总人口中，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占60%以上。

连成一片、中间没有完全封闭的地理障碍的土地，便于大面积开垦和耕作，便于新

作物如小麦的推广，便于统治者、管理者组织生产、流通和分配，也便于人口的扩

散、迁徙和重新定居。在没有机械或动力交通工具的条件下，这一区域群体内部和

群体之间的交流比较方便，活动半径容易扩大，交往的次数趋于频繁，会在较大范

围内形成通用的表达方式，密切人际关系。由于人员和物资流动成本较低，强大的

部落在联合或吞并其他部落后控制或管理的范围较大，形成更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

最终发展为酋邦或早期国家，由诸夏建成夏朝。这样的环境也使地域性的神灵逐渐

被大范围、普遍性的神所取代，进而形成统一的最高神，天，天下也成为已知和未

知的地域范围的代名词。天和天下的概念进而催生出大一统的观念，之后的统一就

是以这片土地为基础，并且不断扩大。

沿用至今。九州的具体名称也一直被行政区域所采用，今天还是一些政区的专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普遍推行郡县制度，由中央集权对全国实行分层级、分区

域的统一行政管理。清朝又在牧业地区和边疆地区建立了相应的行政机构和行政区

域，政区制度最终覆盖全部疆域。两千多年来，尽管具体的层级和区域有所不同，

但与中央集权制度相适应的政区制度一直没有实质性变化。

春秋战国时的黄河流域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是鲁国曲阜

（今山东曲阜）人，他曾周游列国，晚年回到曲阜，致力于儒家典籍的整理和教学，

他的众多学生主要来自鲁、卫、齐、宋等国，他的主要传承人曾子、孟子等也都生

活在这一带，齐鲁地区是儒家文化的中心。战国时百家争鸣，几种主要学派的创始

人和主要传播地区也集中在黄河流域。墨家的创始人墨子，道家的创始人老子，道

家学派代表人物庄子、杨朱、宋钘、尹文、田骈，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从道家分化

出来的法家慎到、商鞅、韩非等，以及其他各家的代表人物，都不出黄河流域的范

围。

秦汉时代，黄河中游已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政治中心，其影响远及亚洲腹地。黄河下

游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是最主要的农业区、手工业区和商业区，黄河流域的优势地

位由于政治中心的存在而进一步加强。两汉时期见于记载的各类知识分子、各种书

籍、各个学派、私家教授、官方选拔的博士和孝廉等的分布，绝大多数跨黄河流域，

“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才分布高度集中的实际状

况。

从公元589年隋朝统一至755年安史之乱爆发，黄河流域又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

隋唐先后在长安和洛阳建都，关中平原和伊洛平原再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唐朝

的开疆拓土和富裕强盛还使长安的影响远及西亚、朝鲜、日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

大最繁荣的城市。

随着气候逐渐变冷，黄河流域变得越来越寒冷、干燥，黄河中游的降水量减少，降

水主要集中在每年夏秋之交。强烈的冲刷和下蚀造成黄土高原和黄河中游水土流失，

并因大量人口迁入产生不合理的农业开发而加剧。大量泥沙流入黄河，使这条原来

被称为“河”或“大河”的河在春秋时已有了“浊河”的称号，到公元前3世纪末的西汉

初就有了“黄河”的名称。在晋陕峡谷中汹涌奔流的河水挟带着巨量泥沙，在进入开

阔平缓的下游河道时沉积下来，使河床不断淤高，成为高于两岸地表的“悬河”。直

到20世纪末，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还有16亿吨，其中4亿吨就沉积在下游河道。

在河南开封一带，河床高出两岸地表8至10米，而最高河段的河床高出两岸地表

20米。这高悬于地表上面的黄河水靠两道堤坝约束，在水位突破堤坝平面或堤坝

出现泄漏垮塌时就会造成决溢泛滥。由于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以东没有山岭阻

隔，决溢泛滥极易引起河水改道。在世界大河中，黄河在历史上改道最频繁，幅度

最大，最北可在今天津入海，最南可夺淮河入海，甚至流入长江。每次决溢改道都

会造成当地民众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还会毁坏农田、淤塞湖沼、形成流沙，给环

境留下难以消除的危害。

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是政治中心所在，无论是内部叛乱，还是外部入侵，无论是农

民起义，还是军阀混战，凡是要夺取政权，建立新朝，入主中原，都必然以中原为

主要战场，以首都为最终夺取目标。在战乱中，争斗各方往往置黄河的工程维护和

抗灾救灾于不顾，甚至以水代兵，人为造成决溢改道，如北宋末年杜充曾试图决黄

河阻挡金兵，造成首次黄河改道夺淮。

中原的战乱驱使本地人口外迁。由于游牧民族的入侵一般自北而南，中原政权在无

法生存时也选择南迁，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

的死亡、人口外迁使黄河流域受到毁灭性破坏。如元朝时，黄河流域的人口损失巨

大，长期无法恢复。

黄河流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到宋代，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南方。明清时南

方的文化水平，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人，都全面超过北方。政治中心虽然还留在黄河

流域，但为保证首都和边防的粮食供应，不得不采取特别措施，付出巨大代价。

气候变冷使长江流域逐渐变得温暖湿润，适合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的栽种，成为宜

居的乐土。铁制农具和工具的普及使更多土地得到开垦，环境得到改善，水利设施

得以建设和维护。大量南迁人口不仅补充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相对先进的

文化、制度、技术、工具、器物，还包括一批各方面的优秀人才。他们在长江流域

多样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景观中，创造出大量新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西周时的长江下游，当地人“被发文身”。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期，在中原人的眼

中，“江南（主要指今江西、湖南的长江以南）卑湿，丈夫早夭”，是“饭稻羹鱼”的

落后生活方式。但随着一次次人口南迁，华夏文明在南方传播扩大，4世纪中叶王

羲之在今绍兴创作并书写了《兰亭序》；5世纪初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6世纪初

产生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名句；9世纪前期流传着白

居易的“江南好”“能不忆江南”；唐末的韦庄更演绎为“人人尽说江南好”；至迟在12

世纪形成“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民谚。

一万年前就出现在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在有利的气候、充足的劳力条件下逐渐形

成自江淮至岭南和海南岛的稻作农业区，成为中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地。唐朝后期，

首都长安已完全仰赖江淮漕运。北宋时开封的供应几乎全部来自江南。北宋末年有

了“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明朝中期它被“湖广熟，天下足”所取代，说明长江中

游已成为全国商品粮的基地，而长江下游已成为商业、手工业发达地区。明清时，

“松江（指松江府，大致即除崇明岛外的今上海市辖境）衣被天下”。明朝“苏松赋

税甲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赋税收入成为朝廷重要的经济支撑。从南宋到明代，

江西一直是全国的文化重镇。明清的江浙被称为人文渊薮，科举之盛甲于天下，苏

州状元更居榜首。

因为有了长江，中华文明在整体上从未有过退步。自黄河流域开始衰落，长江流域

即补充替代之。随着长江流域的兴起，中华文明顿开新篇，浩荡蓬勃，一往无前。

淮河、秦岭、白龙江是中国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线，以此划分北方、南方。由于黄

河流域、长江流域在开发和发展上的时间差异和程度上的差异，这条分界线正好与

人文地理的分界线即经济、文化、社会、民俗等方面的分界线一致。中国历来表现

为南北差异，唐以前北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优势，人口占总数的大部分。但

唐以后，南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渐占优势，人口也占了总数的大部分。

这就是中国，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创造文明、缔造历史的大舞台。

这就是中国，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生生不息的家园。

这就是中国，我们美丽、光荣、伟大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