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牵起的亲情与大爱《风筝》的情感形态及其叙述智慧

张晓毓

（中国人民大学 附属中学朝阳学校，北京 100028）

[摘 要] 本文通过文本细读发掘鲁迅《风筝》一文叙述的智慧，进而探寻文本的文化意蕴

与作者的情感形态。少年时期鲁迅毁坏小兄弟的风筝虽是一种“精神虐杀”，却也体现了作为

兄长的他对兄弟和家族的责任。二十年后的叙事通过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的错位，形成了几

个不同的“我”的形象，这种形象的差异体现了鲁迅的深刻自责；文章也由自以为是的不可

靠叙述者转为真挚可靠；链接鲁迅作于1919年的《我的兄弟》，显然本文深刻细腻得多，暗

示了作者的深刻自省。在文章首尾鲁迅借萧瑟寒肃的环境描写和隐晦含蓄的心理描写，抒发

了为小兄弟那样没有醒悟、继续沉默的国民灵魂而悲哀的心情。总之，《风筝》既牵起了鲁迅

对家族的责任、对兄弟的深情，也牵起了为广大被精神虐杀的中国人而悲哀的大爱情怀。

[关键词] 《风筝》；鲁迅；情感形态；叙述策略

中图分类号： I 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8610（2013）11-0038-02

关于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的《风筝》这篇文章，课文提示说：“在温馨与和美中有亲情，

在误解和冲突中也有亲情。”单元导读也指出要在对亲情的理解中实现文本共鸣。对刚升入初

一的学生来说，对于一向被公认晦涩难懂、涵义艰深的鲁迅的文章来说，这些建议给了初中

语文教师一个降低难度的抓手，但仅从抒写兄弟情与人情美入手讲解此文是否有降低大师思

想水准和文本原意之嫌？我们怎样才能既合乎学情和教材要求，落实学生对“亲情”的感悟，

又讲出鲁迅文章的深刻内涵，体现深入浅出呢？

《风筝》写于鲁迅叙述文创作艺术渐趋圆熟的时期，鲁迅在生存困境中对自我灵魂的逼视和

拷问，在挣扎与反抗中对民族出路的上下求索，在痛心与沉思中对国民性的忧虑，在叙述形

式上的不断创新和实验，在这篇短文的方寸之间凸显得淋漓尽致。本文根据教材提示与教学

要求，回归文本语义结构，通过文本细读理顺文章的故事时间，发掘鲁迅叙述的智慧，进而

探寻文本的文化意蕴与作者的情感形态。

一、“精神虐杀”背后的家族责任

《风筝》一文里鲁迅与小兄弟的矛盾源于少年时代关于风筝的一场纠葛。“我”不喜欢放风筝，

更嫌恶这种游戏，而多病瘦弱的小兄弟却最喜爱风筝，没钱买兄长又不许放，只能长久地张

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空中飘忽的风筝牵动着他的喜乐，他不时地或“惊呼”或“高兴地

跳跃”。当“我”发现小兄弟在堆积杂物的小屋里偷做风筝时，“我”毁坏了他即将完工的风

筝。这段往事被二十年后的鲁迅称作“精神虐杀”。

为什么“我”和小兄弟会因风筝产生这样的冲突呢？文中说“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

做的玩意”，这显然是封建时代“玩物丧志”、“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教育训诫的烙印，古人云，

长兄如父，当时的鲁迅身为兄长对弟弟的期盼无非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之类的“出息”。

联系到少年时代鲁迅特殊的家庭境遇，显然鲁迅的心情还有更为深沉的家族情感。这段往事

正是发生在周家家道中落的时期。祖父入狱和父亲病逝是少年鲁迅经历的两次重大的家庭变

故，给他年少时的心灵留下了终生难以弥合的深刻创伤。几乎是一夜之间，他由一个大家族

的少爷沦为寄人篱下的“乞食者”，为了救治父亲，他在《呐喊自序》中说：“我有四年多，

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

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

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父亲病逝时，

鲁迅才十六岁，家徒四壁的周家几乎无法维持生计。这一点在鲁迅此前同一题材的短文《我

的兄弟》中也得到了证实，“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我的一个小兄弟是喜欢放风筝的。我的父

亲死去之后，家里没有钱了。我的兄弟无论怎么热心，也得不到一个风筝了”。

作为长子的鲁迅，只能别无选择地站出来做家庭的顶梁柱，苦难和辛酸的经历赋予鲁迅强烈

的责任感与深沉的兄弟情。因此，他对弟弟的“没出息”既有恨铁不成钢的痛心，当年“精

神虐杀”事件的背后也是作为兄长的一份浓浓的对家族的责任。

二、“补过”自省中的兄弟情深

二十年之后，已是中年的鲁迅接受了西方科学文化思想，“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

精神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反复的叠词渲染了“我”

的心情愧疚悔恨的程度之深，“我”陷入了补过的努力和深沉的反省。

当年“出息”的家族责任锻铸了一个被权力话语压制和驯服的小兄弟。封建教育思想、鲁迅

的兄长身份以及家庭背景的压力占据了权威地位，权威震慑心理导致的结果之一便是“失语

症”的发生，“我”不许小兄弟放风筝，他就“只得”呆看着，“我”弄坏了他做的风筝，他

“绝望地站在小屋里”，文章里的他没有说话的权利，外在话语权威的存在导致他的言说中断，

他只得驯顺地沉默着。“我”成了封建礼教虐杀弟弟精神世界的帮凶，在鲁迅看来这不是简单

的精神伤害而是虐杀！

所以一旦鲁迅认清了自己二十年前犯的错误，他一定要想方设法求得弟弟的原谅，文中极其

具体和细腻地表达了他千方百计地想要补过的努力，最后决定去讨他的宽恕和谅解，“我”终

于“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不许放风筝也罢，踏扁风筝也罢，当年的鲁迅再早熟也不过是一

个孩子，这些所作所为也是出于一种善意的初衷，可这件年少时的错事被鲁迅视为“虐杀”

而不可原谅。

除了叙事中的补过行动和愧疚心情，透过这篇短文的叙述方式，我们也可以发掘出他对自己

灵魂毫不留情的挖掘和揭露。《风筝》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仔细甄别，由于这篇回忆散文

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的错位，造成看似以一贯之的“我”实际上处在几个不同年龄阶段：即

少年时代（“那时”）、已过而立之年（“二十年”后），以及年逾不惑（“现在”）。前两个是故

事里的主人公，而文章的叙述者则是现在这个时间段的“我”，饱经沧桑的叙述者由现在空中

放飞的风筝，想到少年和中年发生过的往事，这种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差异，产生了不同

的“我”之间形象的差异，而弥散在这种差异之间的则是鲁迅对年少之时犯下错误的深刻自

责。

布斯说“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

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为可靠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靠的”。[1]从这种观点来看，叙述

者讲述的少年时期的故事并不可靠。他的叙述话语中杂糅了强烈的自以为是的主观情绪，小

兄弟对风筝的渴望是“笑柄，可鄙的”，当“我”发现他在后园偷偷做风筝时，既有破获秘密

的满足，又有发现他隐瞒自己的愤怒，不顾弟弟的惊惶、失色和瑟缩，毁坏了他将要做好的

风筝，如得到了完全的胜利般“傲然”离去，小兄弟的可怜懦弱将“我”衬托得更像一个蛮

横冷酷的暴君。二十年后的“我”心情沉重，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惩罚”，叙述语气低回真挚

不再偏执狂傲，显然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作者没有用多余的文字替当年的自己辩白和开脱，

也没有在措辞上对自己有丝毫的粉饰，他用了绝对的勇气正视自己的缺点，他用艺术的手术

刀深刻剖析和撕裂自己灵魂。

关于兄弟之间风筝冲突的题材最早见于鲁迅1919年写的一篇名为《我的兄弟》的文章，这篇

三百余字的小散文严格说来只算是一篇随笔。作于1925年的《风筝》显然要比《我的兄弟》

深刻细腻得多，人物形象丰满得多，还增加了开篇两段和结尾段的环境描写与心理描写。伤

虽短情却长，鲁迅认识到当年的错误后，他久久不能释怀，《我的兄弟》那篇短文不能让他满

意，6年后再写了这篇一千五百字的《风筝》。更值得注意的是，文后署下的日期1925年1

月24日，正值那一年的农历春节，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合家团聚的时刻，先生独

坐书桌前再一次对自己的灵魂做了毫不留情的挖掘和解剖，如同先生所说，“我的确时时解剖

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这不就是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自我反省意识

吗？

从二十年后种种补过致歉的努力，到年逾不惑仍然不断的灵魂自省，这件看似微小的风筝事

件竟然萦绕在鲁迅心头近三十年，在鲁迅对自己严苛的背后难道不是饱含着深沉的兄弟情谊

吗？

三、“沉重”“悲哀”中的大爱情怀

和鲁迅如此深刻的愧疚和自省相对，小兄弟却已经全然忘却了，从本质上看，他的忘却是一

种被权力话语驯顺的沉默。《风筝》采用的是从“我”的视角出发的内聚焦叙事，小兄弟的心

理活动无从得知，他惊异地笑着回应“我”的道歉，“有过这样的事吗？”神情就像旁听别人

的故事，毫无怨恨的忘却让鲁迅对宽恕的企盼终于破灭。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认为，社会到处都有权力存在，权力通过话语来实现，社会或政府靠掌

握话语知识来掌握权力，这里生存的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被一个复杂规范化的无所不在的权

力系统评判、估量和纠正。[2]正是这种监督与被监督的结构使权力自动化、非个人化，在封

建教育理念与长幼有序、长兄如父的封建伦理观念的压制下，童年时期的小兄弟游戏的天性

被虐杀了，二十年过去了，在一成不变权力话语体系的禁锢下，小兄弟既没有意识到曾经的

精神虐杀，也不以兄长的这份愧疚为意。

正因为如此，鲁迅对小兄弟的遗忘、麻木不自知而感慨和悲哀。作为全文情感的基调，“悲哀”

在开篇和结尾出现了两次。开篇时出现在春二月空中的一两个风筝，“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由此引起了对少年时代和二十年后往事的回忆。结尾又由空中的风筝，由“久经逝去的儿时

的回忆”，感到“无可把握的悲哀”，悲哀的情感首尾呼应。

鲁迅悲哀什么呢？难道就只是小兄弟的遗忘吗？这可以说是理解全文的难点。鲁迅向来视健

忘为国人劣根性之一，因为健忘造成了历史的无限循环和悲剧的一再重演。杂文《老调子已

经唱完》中他说：“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

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是

‘仍旧贯’的老调子。”

当儿时的回忆让鲁迅深感“无可把握的悲哀”时，他说“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我倒不

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吧，——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严酷的

现实让鲁迅无处藏身，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大环境里，五四运动后的封建礼教虽行将末路但仍

苟延残喘，像小兄弟这样的人很多，被虐杀者并不明白他的被虐杀，而且还完全忘记了当年

的伤害，像鲁迅这样清醒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所以，鲁迅先生在文章首尾借萧瑟寒肃的环

境描写和隐晦含蓄的心理描写，抒发了自己为像小兄弟那样没有醒悟、继续沉默的国民灵魂

而心情悲哀，国民不觉悟不觉醒，民族就只能一代代地愚昧下去，个人的补过只是杯水车薪，

民族启蒙的任务仍然阻力巨大。文章在兄弟之爱的基础上推己及人，可以说，这既是鲁迅先

生面对社会现实与前途的忧思和苦闷，更是一种大爱的情怀。

《风筝》一文好比一根攥在鲁迅先生手中的长长的风筝线，它不仅放飞了鲁迅先生关于风筝

的回忆，也放飞了他的情感世界。从“精神虐杀”到愧疚补过，再到剖析自省，是一种反躬

自问的飞跃；从对家族的责任、对兄弟的深情，到为广大被精神虐杀的中国人而悲哀的大爱

情怀，也是一种情感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