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法律体系

唐代法律史

制敕与唐代主要法律形式的变化

唐前期的法律形式主要包括律、令、格、式四部分。其中“律”居首位，即刑法典，是

用于定罪的。“令”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格”就是对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的规定，用作

考核官员的依据。“式”是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唐六典》卷六刑部郎

中员外郎条略云：“凡文法之书有四：一曰律，二日令，三曰格，四日式。凡律以正刑定罪，

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新唐书˙刑法志》也解释说：“令者，尊

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

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

在律、令、格、式之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还有皇帝的制敕，但制敕的法律效力和适用

范围是受到限制的。一般说来，制敕只有经过皇帝任命的立法机构的检查和删改，确定为“永

格”、“常式”，并正式拟为格、式者，才能普遍遵行，否则“不在行用限”。《唐律疏议》卷

三〇“辄引制勒断罪”条云：“诸制勒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

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载景龙三年八月九日敕云：“应酬

功赏，须依格式，格式无文，然始比例。其制敕不言自今以后永为常式者，不得攀引为例。”

一、唐朝主要立法活动及主要法律形式变化

纵观唐王朝，重大的立法活动多达数十次，但如果以唐玄宗时代作为唐王朝前后期界限

划分的话，可以看出两者立法的偏重点是不尽相同的。

唐前期重大立法活动主要是以下几次：

1.武德元年六月至十一月，刘文静等奉敕撰《武德新格》五十三条，颁行。

2.武德元年十一月至武德七年三月，裴寂等奉敕撰《武德律》十二卷、《武德令》三十

一卷、《武德式》十四卷，颁行。

3.贞观元年至贞观十一年正月，房玄龄等奉敕撰《贞观律》十二卷、《贞观令》二十七

卷、《贞观格》十八卷、《贞观式》三十三卷，颁行。

4.永徽元年至永徽二年闰九月，长孙无忌等奉敕撰《永徽律》十二卷、《永徽令》三十

卷、《永徽留本司格》十八卷、《永徽散倾天下格》七卷、《永徽式》十四卷，颁行。

5.永徽三年五月至永徽四年十月，长孙无忌等奉敕撰《律疏》三十卷，颁行。

6.垂拱元年正月至三月，裴居道等奉敕删定《垂拱律》十二卷、《垂拱令》三十卷、《垂

拱新格》二卷、《垂拱留司格》六卷、《垂拱式》二十卷，颁行。

7.神龙元年六月至神龙二年正月，唐休憬等奉敕删定《神龙散倾格》七卷、《神龙式》

二十卷，颁行。

8.开元三年正月，卢怀棋等奉敕删定《开元格》十卷，颁行。

9.开元七年三月，宋憬等奉敕删定《开元律》十二卷、《开元合》三十卷、《开元后格》

十卷、《开元式》二十卷，颁行。

10.开元十九年，裴光庭等奉敕删辑《格后长行敕》六卷，颁行。

11.开元二十二年至开元二十五年九月，李林甫等奉敕刊定《开元律》十二卷、《开元律

疏》三十卷、《开元金》三十卷、《开元新格》十卷、《开元式》二十卷、《格式律令事类》四

十卷，颁行。

12.天宝四载，萧炅等奉敕增损格式律令，颁行。

而据史料记载，唐后期主要的立法活动是以下几次：

1.《贞元定格后敕》。据《唐会要》卷39定格令记载。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十月，

唐代法律史

尚书省进《贞元定格后敕》30卷，留中不出。其它有关史籍对此均未记载，故编纂情况不

详。

2.《元和格敕》。唐宪宗元和二年（807）七月敕刑部侍郎许孟容、大理少卿柳登、吏部

郎中房式、兵部郎中蒋、户部郎中熊执易、度支郎中崔光及礼部员外郎韦贯之等删定，至元

和五年（810）删定毕，共30卷。

3.《元和格后敕》。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八月，由凤翔节度使郑余庆等人详定，共

30卷，奏进。参与编修的人员有：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陈讽、礼部员外郎齐庾敬休、

著作郎王长文、集贤校理元从质、国子博士林宝用等人。

4.《太和格后敕》。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十二月刑部奉敕详定，共50卷，同年颁行。

5.开成四年，《太和格后敕》五十卷颁行。

6.《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四月，刑部侍郎刘等奉敕编修，共

60卷，奏行。其内容是从贞观二年（628）六月二十八日至大中五年（851）四月十三日所

1颁布的制敕中，选可行用者2165条，分为646门，其内容偏重于刑事法规。

7.大中七年五月，《大中刑律统类》十二卷颁行。

从以上的史料可以看出，在唐朝前期，除了开元十九年删辑《格后长行敕》六卷之外，

其余几次立法对象都是律令格式，而且《格后长行敕》行用时间不长即被取代。但是唐后期

根本没有修订过传统意义上的律令格式，主要的立法对象是格后敕。格后敕与格是不同的，

2虽然二者都是编录当时的制敕，但编入格的制敕是“取堪久长行用者”，并经过改写、删

辑、加工；而格后敕却只是将大量的制敕“分朋比类，删去前后矛盾及理例重错者，条流编

3次”，制敕在内容上没有进行删减和改动，所以说格后敕只是制敕的编集。

在这个意义上，唐代后期，敕的地位发生重要的变化，已跃居律令格式之前，成为当时

法典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唐前期以律令格式作为立法的主要对象，到后期却变成了格

后敕，这一不单是立法对象的变化，更反映出唐代的整个法典系统已经变成了以格后敕为中

心，也彰显出统治阶层主观上希望加强对整个社会控制的意愿。至宋代，编敕已成为主要的

法律形式，两宋300多年间共颁行了综合性编敕16次，可见唐代法典系统变化之影响深远。

二、唐代的的律与敕

律与敕作为唐代前后期法律形式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之间有相当多的联系。在唐前

期主要是唐律将敕中的某些原则或内容修改吸收进来。如《武德律》未对死刑的集议作过规

定，为了防止产生冤狱，唐太宗认为朝廷大臣应负起此职，于是在贞观元年下诏：“死罪，

4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等平议之，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但同时

也有皇帝的意旨经修改后写入法律当中。如《新唐书·刑法志》载，旧律规定，“兄弟分居，

荫不相及，而连坐则俱死”。唐太宗在一次录囚司发现“同州人房强以弟谋反当从坐”，并“悯

其将死，为之动容”，说:“反逆有二：兴师动众一也，恶言犯法二也。轻重固异，而钧谓之

反，连坐皆死，岂定法耶?”于是下令：“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具配没，其以恶言犯

5法，不能为害者，情状稍轻，兄弟免死，配流为允，从之”。遵照这一制敕，玄龄等把它

6们纳进唐律，以致“降大辟为流者九十二，流为徒者七十一者”。又如《旧唐书·刑法志》

云：太宗又制：“在京见禁囚，刑部每月一奏，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及后《唐律

疏议》中便有“立春后不决死刑”之条，只不过更详细说明原来条款的适用范围。

1

2

《旧唐书》与《新唐书》记载为2865条。

《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3《唐会要》卷39，中华书局，1998

4《新唐书･刑法志》，中华书局，1975

5《唐会要》卷39，中华书局，1998

6《新唐书･刑法志》，中华书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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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唐后期，主体落在了敕的身上，更能体现敕补充律，甚至破律的作用。如唐律对官吏

犯赃并无规定连坐，但制敕却扩大了连坐，规定官吏犯赃要罪及长官，《唐会要》卷四十一

载建中元年（780）一月二十一日京兆尹魏少游奏日：“今以后承、簿、尉有犯赃私，连坐县

令，其罪减所犯官二等。冀递相管辖，不得为非。敕旨：依。天下诸州准此”。制敕与唐律

在刑罚也有所不同。唐律规定的刑罚是“五刑”，制敕却规定了“五刑”以外的刑罚，杖杀

就是一。制敕在用刑上有时重于唐律，有时轻于唐律，有时用行政处分代替唐律规定的刑罚。

唐律《职制律》原本规定，凡官吏超假不按时到任的，“一日答二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

百，十日加一等”。可制敕的规定却非然。《唐会要》卷八二载，贞元二十一年（805）御史

奏日：“今请准例三品以上，假满日，正衙见，如有违越，请准乾元元年三月放，每犯夺一

月徐。依奏。”可见制敕与唐律这种相互影响情况在唐代其实很多。

三、唐后期主要法律形式变化的原因

唐后期法律形式变化主要表现为敕地位的提升，个中原因是多方面导致的结果。首先社

会情况在不断变化，每天都有新情况产生，特别安史之乱以后，社会面貌大变，均田制、租

庸调制及府兵制等早已崩溃无遗，律令格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法律的修改变

更是必然的。但是应当采取哪种形式呢？对律令格式的重新编订无疑是方法之一，然而当时

政局不稳、战乱频仍，统治者是无力大规模从事此项工作的，而且中国传统思想中也认为“祖

宗之制”不能随便刊改，唐代也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变更的重任无疑落在了制敕的身

上，它具有其他法律形式所不具备的优点——灵活，皇帝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制敕，以应

对局势的瞬间变化，而且敕是由皇帝亲自颁示的，这种无上的权威性，也使得敕很轻易地压

过律，成为当时社会法律形式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法律主要形式的改变，长此以往，最终导致的，也有社会思想与风气的变化。皇帝的话

语盖过了任何的法律的声音，与此同时的是皇权的膨胀与相权的衰落，君的九五至尊与臣的

俯首帖耳，从上以下，社会中的阶层越发鲜明，阶层间的界限则更难僭越，国人的奴性积重

难返，待新时代新观念之来临，此种局面才有所改变。

参考书目：

【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97

【日】仁井田升：《唐令拾遗》，栗劲等编译，长春出版社，1989

【后晋】沈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唐】李林甫：《唐六典》，陈仲夫校注，中华书局，1992

【宋】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98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商务印书馆，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