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集传》看朱熹的文艺观

从《诗集传》看朱熹的文艺观

摘 要：《诗集传》作为至今广为流传的《诗经》注本，集中反映了朱熹的

文艺观。朱熹在《诗集传》中明确地从文艺理论上简迷了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并运用这一理论来具体评价《诗经》，从而肯定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朱熹重视

诗歌在抒发作者情思方面的功用，并认为“诗言志”中的“志”是衡量诗人的一个重

要标志。而《诗集传》载有有关赋、比、兴的论述及其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对

发展我国文艺事业大有裨益。

标签：《诗集传》；朱熹；文艺观

《诗集传》是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朱熹(1130-1200年)于1177年完成的，成为

流传至今的重要《诗经》注本。它前面有总序，各篇有题旨，并且训释文字章句，

评论表现手法。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诸如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诗的体制、

诗歌的内容和表现手法等。不仅在音韵训诂方面为我们理解《诗经》提供了珍贵

的资料，而且对《诗经》进行了总的批判并有所继承发展，创造性地总结了我国

自先秦至宋的文艺理论，是我国文艺批评史上一部自成体系的文艺批评专著，在

我国文艺批评史上闪烁着熠熠的光辉。

本文试图依据《诗集传》全面探讨朱熹的文艺观。

一、肯定诗歌与现实的关系

在《诗集传》中，朱熹首先肯定诗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时代的最强音，

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说：“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理所

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人心之感物”，显然是继承了《乐记》中的说

法。这里的所谓“物”，指的就是实际的社会生活。由此可知，诗是由于人心对现

实生活有所感而产生的。而“感物而形于言”。则是承认现实生活对诗歌的决定作

用，这与“存在决定意识”有相通之处。由于时代和阶级地位的不同，人心所感的

社会生活也就不同(邪正)，所以诗的内容就有好坏之分(是非)。但是，诗歌对现

实的反映决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对时代政治有着极大的影响和作用。

朱熹在《诗集传》中不仅明确地从文艺理论上简述了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而且又运用这一理论来具体评价《诗经》。他依据《诗经》所反映的时代和政治

背景，通过对诗的本文训诂理解诗义，对《诗序》提出了怀疑和批判，提出了自

己的见解，对不能解决的问题则持存疑态度。朱熹曾指出，《诗序》“皆是后人杜

撰，先后增益而成”，它“不解诗人本意”，“更不能发时诗之大旨”，“多穿凿附会”，

“随文生义”，“妄诞其说”(均见《朱子语类》卷八○)，主张“今但信《诗》不必信

序”(同上，卷八一)，“须是看到诗人意思”，“看他风土，看他风俗，又看他人情

物态”(同上，卷八○)。因此，《诗集传》中就废弃《诗序》不录，而自己探求各

篇本义。这就为我们正确地理解《诗经》开辟了新的途径。

“周颂”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后之诗”。它们歌颂的是周

王朝祖先的“功德”。其中有讴歌周之始祖后稷的英雄伟业的，如《思文》；有颂

扬周祖先第三个重要人物大王古公亶父的，如《天作》；而大量歌颂的则是西周

前期文武成康的文治武功。还有一些诗反映了西周初年的农牧业生产和规模，如

《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他对于“周颂”的写作年代，如

《桓》、《贲》等，与《诗序》的看法是不同的。《诗集传》依据《春秋传》以《桓》

为“大武”之六章，以《贲》为“大武”之三章，又根据《桓》中的“桓桓武王，保

有厥土”已有武王之谥，因此断定《桓》为“颂武王之功”，《贲》为“颂文武之功”，

均不是武王时所作。而对于《般》则注明“义未详”。

“鲁颂”是春秋前期鲁国(即伯禽十九世孙僖公申时)之诗，“所歌者，乃当时之

事”。对于诗的作者，认为只有《閟宫》一篇为僖公之诗，并非全为僖公所作。“商

颂”乃是赞美商代开国始祖的诗。它的写作年代当在宋七世至戴公时。朱熹还认

为“商颂之辞自是奥古，非宋襄公可作”(《朱子语类》卷八一)。

雅之分大小，从前说诗者有许多争论。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八一中说，“大

雅小雅亦古作乐之体格”，“亦如今之宫调商调”。显然是以音乐来区别它们的，

其意义并不在大小上。清代惠士奇《诗说》中的说法实际上与此说是一脉相承的。

“大雅”的《文王之计》、《民生之计》和“小雅”的《鹿鸣之计》、《白华之计》

同“周颂”一样，都是写在西周初期社会较为繁荣的时期。其内容主要是对统治阶

级生活的描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雅诗对于周王朝历代先王的颂扬，往往含有

教训规谏的意思。《诗集传》指出周公戒成王的有三篇，召康公戒成王的也有三

篇，其中从《械朴》至《假乐》十二篇则认为“疑周公所作”。需要指出的是《民

劳》和《板》为“凡伯刺厉王之诗”。《诗集传》认为二者均为“同列相戒之辞，”

未必专为刺王而发，但前者“忧时感事之意，亦可见矣”，后者“责之益深切耳”。

特别是其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诗叙述了自周始祖后

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对于《文王》，《诗集传》认为言“兴亡之理，丁

宁反复，至深切矣。故立之乐宫，而因以为天子诸侯朝会之乐，盖将以戒乎后世

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于天下”。

随着周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王朝统治地位的巩固，统治阶级的生活也日趋

腐朽。《鱼丽》(“小雅”)一诗极言其筵席的丰富和讲究。《诗集传》把它叫做“燕响

通用之乐歌”。《湛露》(“小雅”)中说他们“厌厌夜饮，不醉无归”。而《诗集传》

认为“此亦天子燕诸侯之诗”。

大、小雅中还有一部分反映周室衰微到乎王东迁时期政治变动的诗篇，这一

时期不仅是西周由兴盛到衰亡，而且也是我国奴隶社会由兴盛到衰亡进而向封建

制度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虽然出现了像宣王那样的“中兴之主”，但亦终

究阻挡不住历史的前进步伐。《诗经》较为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

生活。《诗集传》指出，有关厉王的三篇，均在大雅，有关宣王的十三篇，大雅

五篇，小雅八篇；有关幽王的五篇，大雅二篇，小雅三篇；共计二十一篇。之外，

还有燕饮宾客的，有反映行役之苦的，有言农事的，有揭露统治阶级昏庸暴虐、

政治昏暗的，有感时伤乱的……在这里，《诗集传》很少把它们看做是“美刺”诗，

这与《诗序》是不同的。《诗序》指出刺厉王的有四篇，均在大雅；美刺宣王的

十八篇，共计五十四篇，占大小雅的二分之一还多。朱熹说过：“诗小序全不可

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诗人也有意偶然而作者。”(《朱子语类》卷八○)因此，

《诗集传》中指出刺厉王的只有一篇，美刺宣王的仅有四篇，刺幽王的也才二篇，

共有七篇，与《诗序》相比，仅占其大约八分之一。《宾之初筵》(“小雅”)具体描

写了贵族燕饮的场面。《诗序》认为是“卫武公刺幽王”之诗，而《诗集传》则根

据诗意，又与《抑)(“大雅”)相比较，肯定为“卫武公自悔之作”。

作为《诗经》主体的十五国风，大部分诗篇是反映春秋时代的社会生活的。

从《诗集传》可以看出，其中有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及其受压迫、受剥削的，

有反映徭役、兵役带给人民痛苦的，有赞扬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共同御侮、忘生

轻死精神的，有斥责弃妇怨女的，还有讽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而大量反映的

却是婚姻恋爱方面的。《诗集传》明确地提出“风”诗“多出于里巷歌谣”，指出其

中大多数诗篇乃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的民歌，如《子衿》(“郑风”)篇，

本是写一个人在城楼上等待情人。《诗序》说：“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

《诗集传》抛弃了这一显然穿凿附会的谬说另作解释：“此亦淫奔之诗。”朱熹是

把爱情诗都叫做“淫奔诗”的，从写男女爱情来理解，比较接近诗义。

二、重视诗歌抒发作者情思

《诗集传》在引用《乐记》中“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

也”的话之后接着说：“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

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

焉。此诗之所以作也。”根据朱熹自己的解释，“天”，“则就其自然者言之”，“性”，

就其全体而万物所得以生者言之，“情”是“性之发”，“遇物而发”的(均见《朱子语

类辑略》卷一)，可知感物而动的“性之欲”，即是人的“情”。人非草木，孰能无

情?喜怒哀乐，人之情也。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没有“情”“思”就没有诗歌，诗歌

所抒发的就是作者的情思。所以朱熹反对文学的虚伪性。他指出汉代拟《骚》之

作，“词气平缓，意不深切”，乃是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如无疾痛，而强为呻吟”

的缘故(《楚辞辩证》)。他极力推崇《诗经》，说：“古人胸中发出意思自好，看

着三百篇诗，则后世之诗多不足矣。”(《朱子语类》卷八○)其评价虽有些过当，

但肯定《诗经》所具有的真情实感，则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朱熹是不大赞同《诗序》的那种“美刺”之说的。他在《朱子语类》卷八○中

说：“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

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

今人，见人才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什么道理。”因此，《诗集传》

在解《诗》时，很少说是“美诗”，或者“刺诗”，但也并不否认确有“美刺”之诗。

与之相反，他所大倡的倒是“劝戒”之说。《诗集传·郑风》中明确指出：“正风之

所以为正者，举其正者以劝之也。变风之所以为变者，举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

之升降，时之治乱，俗之汙隆，民之死生，于是乎在。”对于雅诗，多指出为“戒

诗”。这也无非是为了肯定《诗经》中多是“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的诗。朱熹就

曾说过“《诗》曲尽人情”的话(《朱子语类》卷八一)。

但是，对于作者抒发的情思，在这位理学大家又是大诗人的朱熹看来，究竟

应该抒什么之情，发什么之思呢?《诗集传》对于《诗经》中的燕饷、会朝之诗

和受釐之诗，皆以为“或欢欣和悦，以尽群下之情，或恭敬齐庄，以发先王之德”。

这就是说，在位的统治者应该抒“群下之情”，使“上下之际情志交孚”，这样才能

“维持巩固数十百年，而无一日土崩之患也”(《东山》，“豳风”)。臣下要怀着对上

的“恭敬”之心，“以发先王之德”。而臣“必求贤以自助”，才能“助其君之德”(《皇

皇者华》，“小雅”)。还认为“治世之诗则言其君上闵恤之情，乱世之诗则录其室

家怨思之苦”为“人情不出乎此也”(《伯兮》，“卫风”)。这实际上是对“乱世之诗”

和“治世之诗”提出的具体要求。再看《诗集传》对爱情婚姻诗的评论。朱熹认识

到十五国风的大部分是“里巷歌谣”，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的民歌，但又把

那些涉及男女爱情的诗歌斥为“男女淫佚”之诗，而大加口诛笔伐，从上述情况来

看，朱熹要求作者抒发的“情思”，就是要符合他的伦理纲常等思想。

但是，朱熹毕竟是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人，只是他的“爱国”与“忠君”是紧密相

连的，这当然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需要指出的是他的“忠君爱国”的思想，是其

封建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思想感情如果说在《楚辞集注》中，是

通过对屈原“忠君爱国”、“寄托哀思”等方面的阐发得到自然流露的话，那么在《诗

集传》中对贤者不得志、终不见用的哀叹，无疑也是他欲为不能、欲霸不忍苦闷

心情的隐约反映。

以上围绕《诗集传》并结合朱熹的创作实践浅谈了朱熹重视诗歌抒发作者情

思的问题。这里值得提出的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诗言志”的问题。朱熹并不否认

“诗言志”，只是他把“志”视为衡量诗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他在《答杨宋卿》书中

说：“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晦庵先生朱

文公文集》卷三九)他所说的“志”，主要是就道德修养而言的。《诗集传序》说“察

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这已涉及心性方面的问题了。在《答巩

仲至》书中又强调“忠信所以进德”，修辞以“立诚”为先(同上，卷六四)，把“正心…

‘诚意”的功夫，看做诗人写作诗文的先决条件。因此，他说：“今人不去学义理，

只去学诗文，已落得第二义。”(《清邃阁论诗》)

三、强调诗歌表现手法对表现内容的重要作用

诗之六义说，本之于《周礼》，后来《诗序》继承其说并有所发展，但其论

述仍不详尽，至朱熹，才在《诗集传》中创造性地加以发挥，从而达到了较为完

善的地步。

《诗集传》指出：“风者，民俗之歌谣之诗也。”“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

其情者也。”又指出：“雅者，正也，正乐之歌，受釐陈戒之辞也。”对于“颂”诗，

则认为“颂者，宗庙之乐歌，大序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诗集传》这种论述，显然要比《诗序》所说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

文而谲谏……故日风”，“一国一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

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更为详尽、切

当。同时，朱熹还把风、雅、颂看做是“三经”，是“做诗的骨子”，赋、比、兴则

是诗歌的表现手法。《诗集传》在论述六义时，以论述风、雅、颂为“经”(主干)，

把赋、比、兴横串在里面，作为“纬”(手法)来加以阐明。

《诗集传》在肯定表现手法从属于内容的同时，在具体评论诗三百当中，又

特别重视表现手法对表现内容的重要作用。朱熹在《楚辞集注·离骚》中指出：

“《诗》之兴多而比、赋少，《骚》则兴少而比、赋多，要必辨此，而后词义可寻，

读者不可以不察也。”这就指明了《诗经》与骚体诗在表现手法上的不同。朱熹

不仅用“赋比兴”这种诗歌分析法来解释《诗经》，也用这种方法去解释《楚辞》，

但他对“国风”中的许多爱情诗，直言不讳，并没有把它们附会到君臣关系上去，

而对于屈原的作品，则多说成是寄托了君臣关系。朱熹同时强调了只有弄清这些

不同之处，才能正确地理解诗义。

但是，如果说运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评论《诗经》不是始自《诗集传》，

那么能够具体指出各篇的表现手法，同时又注意到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的综

合运用，并且对赋、比、兴加以具体解释的，则是《诗集传》的成就。

《毛传》在评论诗三百用赋、比、兴的手法时，只明言“兴也”，对于“赋也”、

“比也”不置一词。朱自清在《诗言志辩》中说：“毛诗注明‘兴也’诗共一百十

六篇，占全诗(三百零五篇)百分之三十八。国风一百六十篇中有兴诗七十二；小

雅七十四篇中就有三十八，比较最多；大雅三十一篇中只有四篇，颂诗四十篇中

只有两篇，比较最少。”而《诗集传》指明有“兴也”的诗共一百零五篇，其中有

些篇也并非全为“兴”，还有其他的表现手法。就有“兴”这种手法的一百零五篇来

说，《诗集传》比《毛传》少十一篇。国风中有兴诗五十五篇，比《毛传》少十

七篇；小雅中有三十八篇，与《毛传》同；大雅十篇，倒是比《毛传》多了六篇，

颂诗与《毛传》一样也只有三篇。对于“赋也”“比也”也都一一注明，这与《毛传》

是不同的。《毛传》注明“兴也”诗共一百十六篇，还有半数以上的诗篇没有注明

究系何种手法，除个别地方言“比”言“赋”之外，不少地方则用“若”“如”“陈”等字

去说明。

对于赋、比、兴，东汉以后的《诗经》研究者，如郑玄、孔颖达等都作过解

释，但都没有朱熹的解释更臻完善。朱熹在《诗集传》中指出：“兴者，先言他

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

也。”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一封信中引用了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把赋、比、

兴看做形象思维，并指出：“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

兴两法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

从我国现代文学史的创作实践上来看，用赋、比、兴手法创作诗歌并获得极

大成功的例子是不可胜举的。所以，对《诗集传》有关赋、比、兴的论述及其在

文艺理论上的贡献加以探讨，对发展我国文艺事业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