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及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及影响

作者：文世芳

来源：《红广角》 2017年第3期

【摘 要】20 世纪80 年代初，通过邀请西方经济学家访华交流、译介出版西方经济学著

作、举办经济学讲座以及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和进修等路径，西方经济学被引入中国。其中，

国外经济学讲座、计量经济学讲习班、发展经济学讲习班开启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学

习。西方经济学的引入，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促进中国与世界经济学界沟通交流、

为市场化改革做理论准备和人才储备、有利于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

义”。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经济学讲座；市场化改革；国外思想资源引入

【中图分类号】D232 ；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7）03-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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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大潮中，中国逐渐理性客观地认识西方经济学。

1980 年前后，中国通过邀请西方经济学家访华交流、举办经济学讲座、译介出版西方经济学著

作以及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和进修等路径，将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在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

经验的实际经济工作中，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尤其是市场化改革中，西方经济学及掌握西方

经济学理论的中国经济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史学界对中国改革思想的来源研究比较薄

弱，对西方经济学如何引入中国、对改革开放有何重要作用往往言之不详①。本文拟在梳理西

方经济学于改革开放之初引入中国的主要路径基础上，重点挖掘具有当时历史特点的经济学讲

座（讲习班）史料，并阐述西方经济学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逐渐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西方经济学没能受到应有重视。

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西方经济学一度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真理

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推动下，人们的思想逐渐从迷雾中解放出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迎

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也迎来了科学理论界的春天。在此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理论界开

始将眼光投向世界，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发展经验。在对“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的反

思与批判中，为了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重新认识西方经济学成为一时之需。如果说学习苏东

经济改革思想是为了寻求改革的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那么对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则是试图运用

新的思想理论资源启发新的思维模式、拓宽改革路径。在涉及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具体问题时，

西方经济思想往往能带来具有操作性的重要启迪。尤其是在提高经济效率、释放经济活力、激

发企业发展动力等领域，西方经济学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因此，在改革开放政策

开始实施后，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引入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其中，最主要的是三条路径。

（一）邀请西方经济学家访华交流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与美国、日本、西欧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中国邀请了一批西方

经济学家访华交流。1979 年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华，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中美经济界交流的桥

梁，此后中美经济学家互访来往密切。比如，1979 年7 月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受邀访

制有传递经济信息、刺激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可

根据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创立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不妨碍其他经济目标的前提下，尽量发挥

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些观点在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②与日本经济界的交流互访，还走在

美国之前，1978 年前后就已有不少互动。1979 年，被称为日本“经济奇迹”创造者的大来佐

武郎两次访华与中国经济界进行广泛交流，影响巨大。谷牧回忆，1979 年1 月和大来佐武郎

等进行的座谈会，“是改革开放初始，外国高层人士给我国经济部门负责人开的第一堂经济课，

对我国政府官员的思想解放起了某种程度的启蒙作用。”③此后，日本经济学家来华交流日益

密切。1978 年谷牧出访西欧五国，正式拉开中国学习借鉴西欧经验的大幕。此后，中国与西欧

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频繁。比如，对西德战后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古托夫斯

基多次访华、并被中国聘为经济顾问，他的意见得到中国政府高层的高度重视。1979年8 月，

胡耀邦就在《西德经济专家古托夫斯基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和建议》上作出重要批示。④联

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来华考察、培训，无形中也给中国输送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

特别是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在1980 年、1984 年两次大规模考察中国经济并写出考察报告，对

中国政府高层和经济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译介西方经济学著作

1979 年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后，中国开始为改革开放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特别重视国

外经济情报的搜集。在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等经济社团组织下，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学术前沿

的讨论越来越多，并翻译出版一系列西方经济学经典著作。仅在1980 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

了钟淦恩翻译的詹姆斯·托宾的《十年来的新经济学》、张自庄、赵人伟翻译的阿萨·林德贝

克的《新左派政治经济学——一个局外人的看法》、夏炎德翻译的格拉夫的《理论福利经济

学》、陈彪如翻译的李特尔的《福利经济学评述》、易家详翻译的威廉·格·谢佩德的《市场

势力与经济福利导论》、蔡受百翻译的约·肯·加尔布雷思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9 年

11月高鸿业翻译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0 版出版，风行一时。除了翻译，国内经济学家

还撰写了介绍世界经济和西方经济学的著作，比如胡代光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货币主

义》、张培刚和厉以宁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教

研室编的《国外经济学评介》、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世界经济》、《经济研究》编辑部编的

《国外经济学者论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对于西方经济学著作的译介，有学者指出：“改

革开放后对现代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与上个世纪之交西学东渐高潮时一样，主要也是通过直

接翻译出版国外现代经济学家的著作以及中国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的已有成果结合中国国情和

发展阶段自己著述这两条渠道进行的。”①

（三）举办大规模的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尽快引进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科学理论和方法，培养中国自己的

经济人才，举行了一系列经济学讲座和讲习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大经济学讲座（讲习

班）：1979 年11 月开始的国外经济学讲座，从全国抽调了40 余位经济学专家进行讲授，一

直持续到1981 年。1980 年的计量经济学讲习班，邀请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进行计量经济学的讲

学子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除此之外，其他途径对西方经济学引入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比如

派遣留学生、进修学者出国学习，就有力地推动了西方经济学的引入。

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各种路径，虽然重点不一样，但是一个互相联系而促进的整体。邀请西

方经济学家访华交流所获得的理念和知识，往往会在经济学讲座中予以介绍，访华专家的著作

也会趁机翻译出版。比较经济学的传播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经济学家钱荣堃回忆：“70年代

末，美国耶鲁大学劳埃德·G·雷诺兹教授来南开大学访问，送给我一本他所著的《比较经济制

度》，读后觉得耳目一新，比过去的著作有很大发展。不久，我国经济学界在北京举办外国经

济学讲座，我以‘比较经济学’为题作了一个报告，随后发表了几篇论文，简要地介绍了比较

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新的变化，引起国内一些听众和读者的兴趣，接着，一些学者开始研究比

较经济制度。”②西方经济学逐步扩大影响后，率先接触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又开始在

一些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西方经济学就是在这种多途径共同发力下逐渐被中国社会所认

可和接受的，其科学方法被充分运用于中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之中。

二、三次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举行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在三种路径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居于邀请西方

经济学家针对“关键少数”和译介西方经济学著作针对“普罗大众”之间，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而且，讲座是大张旗鼓的，能起到促进思想开放的作用。参与经济学讲座的学员、中国教员以

后大都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领物和骨干力量以及重要的经济决策者。

（一）国外经济学讲座

1979 年3 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成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

工作大事的决策机构。6 月，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座谈会，正式启动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调查研

究，决定成立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四个小组。负责理论与方法组的于光远，为了解当代国外

经济学及其研究动态，委托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在北京举办“国外经济学讲座”。讲座于1979

年11 月初开始，每周一次，从全国各地抽调从事国外经济学研究有所成就的40 多位学者进行

主讲，其中有厉以宁、陶大镛、高鸿业、苏绍智、赵人伟和荣敬本等人。主要学员是国家机关

中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高等院校经济类教师和经济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人员。

国外经济学讲座内容全面，在当时对西方经济学带有启蒙性质。讲座一共进行了60 讲，

从1979 年持续到1981 年，包括当代西方宏微观经济学、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国际经济

学、比较经济制度、经济计量学和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国民经济核算、部门经济学、经济

法学、当代经济学主要流派、苏联东欧经济思想等专题，几乎涉及当时主要的外国经济理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逐渐修复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抓紧进行外交“补课”。1978

年12 月，《中美建交公报》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1979 年，随着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访美，中美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就在这一年，著名经

济学家克莱因率领的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华，与中方进行了广泛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

长许涤新和克莱因协商敲定，1980 年由美国经济学家为中国举办计量经济学讲习班。计量经济

学主要是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与电脑技术，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为主要手段来进行定量分析

研究的一门经济学学科。它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青睐，许多重大政策和项目都重视运

用经济计量模型。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中，计量经济学家占很大比例。计量经济学可以

弥补中国传统经济学重定性分析轻定量分析、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的不足，因此引起中国经

济学界的重视。

计量经济学讲习由7 位美国经济学家每人讲课1 周，一共7 周。克莱因讲授经济计量学

导论；安德森讲授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分析；刘遵义讲授需求分析、生产理论和中国经济计量模

型研究；邹至庄讲授经济计量学、控制理论、汽车需求函数；萧政、安藤和粟庆雄分别讲授经

济计量方法、应用经济计量学、宏观经济计量模型。④讲习班的100 名学员，以中国科研院所

和高等院校研究人员和教师为主。

当时的中国政府高层对国外理论和思想资源十分重视，对于外国经济学家来华讲学求贤若

渴。1980 年6 月，计量经济学讲习班开学典礼在彰显官方色彩和重视程度的政协礼堂举行。

1980 年７月初，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会见了讲习班的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安德森、刘遵义、

邹至庄。1980 年8 月16 日，《人民日报》头版报眼位置刊发讲习班的消息。报道以介绍经济

学家观点的方式指出：我国过去经济建设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一些重大决策失误，同领导部

门忽视数量的研究和分析，划圈点头时胸中无数是分不开的。①《人民日报》在头版最显著位

置刊登西方经济学讨论内容，是一件思想解放的大事，代表着改革开放的一种风向。将过去中

国重大经济决策失误和领导人“划圈点头时胸中无数”挂钩，也是相当尖锐而醒目的。如何在

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的基础上，运用数量经济学分析方法，成为亟需探索的新课题。数量

经济学讲习班的举办可谓雪中送炭。

（三）发展经济学讲习班

根据中美学术交流计划，1980 年底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美，和美方进行经济发展战略问

题的讨论会。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得出一个重要的认识：“对于发展经济学的一些问题，过去

我们也有过一些研究，但还没有建立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通过这次讨论会，我们更加感到

有必要在我国经济学中填补这个空白。”②中方代表提出“根据1980 年在北京举办学习班的

经验，1981 年可由美方组织一个讲授发展经济学的学习班，希望有不同学派的人士参加”，美

方表示很有兴趣。③根据中美双方的反复讨论磋商，1981 年七八月间，美国9 位知名发展经

济学家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访华进行授课。发展经济学是20 世纪40 年代后期在西方国家

逐步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

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经济学。这个研究主题契合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现实需要，而且当时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方面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因此不仅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关注，而且受到经济决策层的重视。

讲习班教员在发展经济学领域都名重一时，斯蒂格利茨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

变得很强大以对付敌对国家，如何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就是个很急迫的问题。同时，两国还

肩负把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传播全世界的责任。所以，两国的发展战略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

是一种以强国为发展目标的发展战略。

如果苏联不是实行这个战略和目标，那么就可能在希特勒入侵时垮台。从这种战略来看，

经济发展的幅度和人均收入的增长，都不是十分必要的。瑞士的人均收入比美国高，但瑞士是

个弱国。相反，中国人均收入尽管非常低，但却是个强国。在大规模高速度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根据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广泛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总结和提炼出新思想和新

政策，满足了实践的需要。

（二）促进中国与世界经济学界的沟通交流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断融入世界，得到国际经济组织和经济学家的普遍关注和支持，

中国也特别重视借助他们的思想资源、国际经验。如1980 年、1984 年世界银行对中国的经济

考察，1985 年国外顶尖经济专家在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巴山轮会议）上讨论和献策中国

未来发展。但是，引入世界经验和国外智力资源的效果，容易受制于两个问题：一是国外经济

学家毕竟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有限，需要中国经济学家的专业协助，即协助调查研究、讨论，

并作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判断和预测。二是国外经济学家关于中国发展的思想和建议，需要借助

中国经济学家的介绍、阐述和研究，使其符合中国实际，才能影响中国高层的决策和经济政策。

这就需要中国具有一批掌握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思维和分析工具，又熟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基本原理和熟谙中国国情的中国经济学家，架起中外经济思想沟通的桥梁。通过西方经济

学的引入，掌握西方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家逐步成长，使中国与世界经济学界有了共同的话语

体系和沟通符号，促进了中国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吸收、消化。

（三）为市场化改革做理论准备和人才储备

改革开放初期，改革最直接的任务就是克服旧经济体制的弊端，激发经济活力，提高经济

效率，快速发展经济。因此，初期的改革是在不改变根本体制的情况下进行小的局部改革，通

过试点——总结经验——逐步铺开的路径，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对理论的需求尚不十分迫切。

1980 年12 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明确指出：“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

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初最大的阻力就是思想意识的禁锢。长期以来，中国将斯大林模式视

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模板，在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又将追求“一大二公”的纯而

又纯的社会主义作为目标，主张打破资产阶级法权。因此，如果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

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上没有突破，那么很多改革都将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而

寸步难行。为了寻求改革的合法性，理论界主要在三方面寻求支持。

一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点，剥离历史发展过程中附加给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似是而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