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

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

——关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协调发展的哲学思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吴汉东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

议)，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

要方针。这是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重要战略决策。深入研

究和探讨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相互关系，促进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互动

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任何时代和社会的文明，都需要相应的行为规范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就

总体而言，文明要求社会对自身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自觉的协调，以不断完

善自身的组织和管理，达到各种社会关系的有序与和谐。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所创

造出来的行为规范主要是法律与道德，因此，只有一手抓法制建设，一手抓道德

建设，才能形成完整的社会规范系统和调控手段系统，从而保证依法治国与精神

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法律与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其性质与作用方向是由经

济基础决定的，但法律与道德也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同时两者之间又

相互依存、相互交叉、相互影响。据此，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主要可作如下

表述：

生成形态并列。法律与道德都是社会的重要行为规范，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

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但是，两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马克思指出：“道

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一论断不仅深刻地概括了道德的本质特征，

而且指明了道德与法律的根本区别。从性质上看，道德体现的是“人类精神的自

律”，它包括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正义与非正

义等观念形态，也包括与这些观念相对应的伦理行为规范。道德的规范作用来自

于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精神力量，实际上是通过社会成员的自觉性

来发挥作用的。而法律表现的是“国家意志’’的他律，具体而言，它是由国家

机关根据占社会领导地位或主导地位的阶级意志而采用规范形式制定的，同时又

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即法庭、警察、监狱等来保证施行的。所谓法制即是上述法律

规范体系及有关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一系列环节的制度。以上说明，

在社会规范系统中，法律与道德是两个并列存在的对立面的统一。就其生成形态

来说，法律主要是一种制度形态的上层建筑，道德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

建筑，它们在基本内涵、表现形式、调控方法等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调控范围交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对立面的排斥，而且存在着对立面

的过撞与转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

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

响。”法律与道德的交叉与渗透，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法律意识与道德观念具

有同一属性而相互联系，二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调控范围有所重叠而相互包

容。一般来说，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所禁止和谴责的行为；

凡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所培养和倡导的行为。反言之，许多道

德观念也体现在法律之中，许多道德问题也是可以诉求法律解决的问题。不过，

从规范作用的范围来看，法律与道德对人们行为有着不同层次的要求。前者一般

只能规定最起码的行为要求，而后者可以解决人们精神生活和社会行为中更高层

次的问题。例如，道德可以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法律只能规定

人们不许损人利己或损公肥私。

社会功能互补。在社会规范体系中，法律与道德是两种不同属性的行为规范，

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尽管两者手段不一，但其功能却相互补充。道德的作用主要

表现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和诱导，其实现方式主要依靠舆论督促、内心修养和习

惯驱使，因而道德在社会职业和家庭生活中影响广泛而深远。但道德也有局限性，

它对严重危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行为只能谴责而不能制裁。而法律则不然，它明

文规定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既有引导、推动作用，

更有惩戒、防范作用。但法律并非万能，其设定的“中人”(即一般人)标准不同

于道德倡导的“圣人”标准，因此对虽“缺德”而不犯法的行为往往无能为力。

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他律约束作用与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补充和密切

配合，才能达到建设社会文明的良好效果。

二、社会规范调控体系中的法律与道德

社会规范调控体系或系统，是指在一定的国家、地区、领域内存在的由一定

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社会规范而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体。系统

整体性理论告诉我们，处于某一系统的单一要素并非孤立地存在系统之中，而是

与其他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系统整体的良性运行和发展，离不开各个要素

的协调运行和发展。在社会规范体系中，法律与道德作为两种重要的调整手段，

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通过不同机制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发挥不同的影响

和作用。为了治国安邦，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既抓法制

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又抓道德建设，坚持精神文明。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我

们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及系统论的方法，反对片面夸大或缩小任何一方作用

的论调，反对将两者割裂对立或混为一谈的观点，对法制建设、道德建设以及两

者的协调发展作出科学的思考。

法制建设与“法律万能论”。历史和经验表明，法令行则国治国兴，法令弛

则国乱国衰。保持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宁，最根本、最靠得住的措施是实行法治。

这是因为，法律最具稳定性、连续性，不会因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动，不会因领导

人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法律最具统一性和唯一性，规范明确，具有普遍的约束

力；法律最具权威性，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党的主张、国家的意志。依法治

国的这些特性是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因此，在实现国家职能、管理国家事务与

社会事务、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法制的主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必须注意的是，

强调依法治国，并非将其与道德建设对立起来，采取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态度。

法制建设需要接纳道德的要求，寻求道德的支持，依靠道德的辅佐。我们强调法

律至上，但并非主张法律万能，忽视道德建设。应该看到，在一些西方国家，由

于整个社会调控体系对法律过分强调，导致道德等其他社会控制力量的削弱，出

现了过度依赖法律的“社会法律化”现象和道德冷漠的“吉诺维斯“综合症”，

从而造成西方国家一边是高度的法律化，另一边却是道德沦丧的结局。对此，我

们应引以为戒。

道德建设与“泛道德主义”。如同法制在治国方式中的地位一样，道德对于

精神文明有着同等的重要意义。精神文明的核心是思想道德，这就是说，全民族

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同时，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

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道德建设在精神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

其他范畴无法取代的。从“国治”的意义上看，法治是治国的根本方式，但德治

也是治国的一个条件。所谓为政不得不用道德，不以德即乱，道德教化是治国安

邦的基础。就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来说，法律离开道德就可能变成恶法，法治离开

道德就可能失去必要的社会条件。但是，在强调道德上述作用的同时，还必须正

确把握法治实践中的道德定位。在立法中，应充分考虑道德因素和道德标准，以

适当方式使某些道德规范法律化。法律对道德规范的确认和转化固然十分重要，

但我们切不可将其泛化，滑向立法伦理主义，将一切道德规范法律化，从而导致

法律对良心、思想的恐怖统治；在司法判决中，由于立法已对道德予以充分考虑、

筛选和吸纳，就应当避免道德标准对司法判决的介入，不能用道德标准代替法律

标准或是兼采双重标准。司法活动中的泛道德主义，将对严格依法办事、正确处

理法律纠纷带来负面影响。

“德治”、“法治”之争与法律、道德协调发展。作为治国方略的法律与道

德，究竟是“以德去刑”，抑或是“不务德而务法”，或者是“法德轮换”以至

“法德合流”，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引起长期的争鸣。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偏重“德

治”，强调“德主刑辅”。孔子认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

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希望通过“德治”、“礼教”

去掉刑杀”，达到“无讼”的境地。法家倚重“法治”，主张“以法为本”。韩

非子认为，“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韩非子·显学))。他认

为，只有实行严刑峻法才能止奸，才能防止违法犯罪。儒家重视“德治”，法家

重视“法治”，各有其合理的积极因素，可供我们借鉴；但儒家的轻法思想和法

家的轻德思想，则是应该批判舍弃的。我们应该走出传统，不能拘泥于历史上的

“德治”、“法治”之争，而应赋予法律与道德以新的时代意义，坚持法制建设

与道德建设的协调发展。强调两者协调发展，在现阶段并不是意味着法律与道德

等量齐观，同步发展。其理由是：第一，解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突

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和腐败问题，主要凭借两种手段，一个是思想道德教育，一个

是法律。但法律具有主导作用，正如同志所说的那样，“还是要靠法制，

搞法制靠得住些”。第二，法制变革与道德观念更新，在由计划经济向甲杨经济

转轨时期，表现为两种不同速率的发展过程。前者可以由国家运用政权力量和社

会资源，根据规划加快速度予以推进；而后者虽可设定目标但教化过程是渐进的，

使新的道德思想成为社会的普遍观念和人们的共同认识，有待于更长时期的努

力。由于他律与自律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了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不可能齐头并进

而保持同步。在这种情况下，两者的协调发展应是指法律与道德的相互补充、相

互促进与相互推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即是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

三、依法治国的道德基础

系统理论表明，各个孤立要素性能和功能的总和并不能反映系统的整体性

能，换言之，系统的整体性质和功能只存在于各个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

中。根据这一要求，组成社会规范系统的要素即法律与道德，不仅应考虑自身的

发展与完善，而且要着眼相互间的关联与配合。法律道德化在哲学意义上即表达

了社会规范的最佳结构及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依法治国是依照既定法

制治理国家与社会，使国家成为法治国家，使社会成为法治社会。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精神文明状态，从观念形态和行为规范来说，道德是

人们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和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基础。一句话，道德是法制建

设的精神支柱。这即是法律道德化的实质意义所在。

立法活动的道德指引。依法治国所依据的法必须是反映人民意愿和社会发展

客观规律的法，是合乎理性、正义、公平观念的法。要制定这样的法，从参加

人员、制定过程到内容都必须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并将某一部分道德

规范变成法律规范。具体说来，道德在立法活动中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道德是立法内容的重要渊源。在立法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道德因素和道德标准，

以适当形式将道德的根本原则、主导内容法律化。现实的法律与道德在调控范围

上多有交叉，就是因为立法认同或吸收了许多道德规范。可以认为，法中有德，

法律作为国家制定的行为规则，不能不反映社会普遍遵守的价值取向，并将一些

道德原则具体化，从而使得法律具有相应的道德意蕴。第二，道德是制定法律的

指导思想，任何法律规范都包括有立法者关于善与恶、是与非的价值判断，反映

立法者允许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的价值取向。立法决不能违背正义观念、

公共利益和其他道德基本原则，否则即是恶法、坏法。这种法律不仅难以实施，

而且会使立法者失信于民，使法律权威受到破坏。可见，不道德的法律己失去其

存在的本来价值。

执法主体的道德能力保证。执法活动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法律的正确贯

彻和公平的实现，不但要求法律规范实现“合法性”与“合道德性”的统一，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主体的道德能力，即执法者道德水平的高低与执法

质量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一般认为，执法主体具体适用法律规范的行为，代

表了正义、公平、秩序的道德观。执法者在其执法活动中道德水平低下，其后果

较之执法者法律水平不高要严重得多，它直接影响执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权

威。因此，执法主体需要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具有可行的道德能力保证，才能

够在履行法律职务过程中忠于职守、唯法是从，刚直不阿、廉洁公正；才能不惧

以权压法、以言代法，避免徇私枉法、贪赃弄法。必须看到，这种道德能力的获

得和提高，并不是法律职业本身所赋予的，而是依靠执法主体对职业道德要求发

自内心的体验和认识，形成强烈的正义感、责任心和气节来维系的。

守法心态的道德制约。依法治国的直接目的是法的实现。法的实现是法律规

范在人们行为中的具体落实。法律所具有的一体遵行的效力，表现为权利被行

使、义务被履行、禁令被遵守、责任被承担。法律要实现这种调整社会关系、维

护社会秩序的价值目标，必须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自觉信仰与普遍遵从。一

般而言，社会成员道德水准越高，守法意识就越强；法律的效益就越见明显。守

法是一种道德义务，大多数社会成员并不仅仅是因为法律的强制力而守法，在许

多情况下是由于他们的道德习惯而守法。健康的守法心态，是社会道德要求在人

们心理上的反映和积淀，其实质内容主要是对法律遵守的义务感和对违反法律的

羞耻心。质言之，法律可以利用其威慑力量迫使人们就范或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

但无法保证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守法者，只有道德上的知耻才是守法最深

厚、最持久的力量。法律“治标不治本、治端不治始”，需要通过道德弥补其不

足。可见，守法的自律心态，是法律他律性目标实现的基础。

四、道德教化的法律保障

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社会规范系统要求法律与道德诸要素形成相互联系、相

互作用的合理结构，其中包括它们相互间一定的比例、一定的秩序、一定的结合

方式等。道德法律化即是通过这种结构的合理化，以实现规范系统的功能优化。

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决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

和方向。它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的问题。在当前情况下，

道德建设应做到教育与管理有机结合，强化道德行为的训练，规范人们的道德行

为，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是适当引入硬约束机制，重建现代道德文明和伦理

精神，这是在当前道德评价失范、价值取向紊乱、道德教育扭曲变形、道德生活

不甚理想的状况下，强化道德风气、树立道德精神的疗救之途。所谓硬约束机制，

即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和社会资源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通过法律的手

段提高社会机构和社会成员行为的道德水准。概言之，法律是道德建设的权力支

柱。这也是道德法律化的真正含意。

法律的规范一强化作用。通过立法手段可以选择和推动一定道德规范的普

及，即以法律规范形式确认和吸收某些道德标准，使之成为法律标准，从而推

进法律目标的实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我国

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民商法确认交易活动中诚实信用的道德原

则，尊师重教、尊老的传统美德在<教师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青少

年权益保障法)中得以反映，若干职业道德准则、市民行为规范被赋予行规、民

规的法律意义，等等，无一不是道德规范法律化的具体表现。作为法律化的道德，

既包括实体性内容，即对社会倡导的主体道德行为、现阶段容许的道德行为和社

会责罚的非道德行为作了分层次规定；也包括程序性内容，即对非规范行为设定

了惩罚性措施及实施机关。这样，通过法律对其倡导或禁止某些行为的宣示，有

助于产生社会共识，形成新的道德标准。

法律的监督一保障作用。道德的生成和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法律环境。法律既

能扬善，又、能惩恶，即通过监督保障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禁止直至惩罚不

文明道德行为。首先，法律辈以国家的名义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它不仅反映

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价值取向，而且为人们提供了识别是与非、好与坏的判断

标准。更重要的是，法律激励人们履行法律义务、担负胎责任，是他们同严重违

反社会主义道德行为和坏人坏事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其次，法律酗国家强制力

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制裁，使违法犯罪分子在认罪服法时进行思想改造，洗心覆

面，重新做人；使道德不稳定分子在法律强制时受到教育和震慑，悬崖勒马，弃

旧图新。这对牙净化社会风气，维护道德环境无疑是有力的保障。

法律的识别一批判作用。法律对道德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对新道德的强化与

保障，而月谅表现为对旧道德的抵制与批判。中国是一个有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出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

成一套庞大而严密的道德文化体系。在这种伦理精神中，不乏作为中国．传统文

明价值的合理内核，存在着体现东方人文性格的传统美德。但勿庸置疑，以往的

伦理道德在现代社会中也具有消极的影响：宗法家庭伦理的倾斜导致对个人权利

自由的压制，人伦道德精神的偏差导致人们民主、法制观念的淡漠，道德规范的

固有弹性导致整个社会生活的效率低下。加强法制建设，既是对道德文明固有缺

憾的弥补，又是批判继承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手段。这即是说，法律能以国家意

志的形式，对传统道德的精华和糟粕作出明确的辨别，尤其对那些腐朽的、落后

的、反动的成份予以剔除。法律所具有的内在批判能力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机制，

总是一头连着特定社会的历史传统，一头连着未来的理想王国。可以说，法律在

道德建设中表现了继承批判传统与促进文明发展的统一。

法律的教化一推动作用。法律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推进器。从法的精神看，

可以运用权利本位、契约自由、社会公平、效率居先的现代法精神去培育和

教化人们，从而形成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形成健康有序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规

范，最终使人们将法律精神的意志、规则、知识、价值等融化于自己的思想品质

道德观念和日常行为之中，在他律的范围内把自己塑造为自律、自觉、自在、自

为的人。从法的功用看，它通过自身的规范、协调、指引、教育、惩戒等社会功

能，促进道德规范行为的养成、道德意识的觉醒，最终达到道德理想的实现。这

个过程即是从他律走向自律的过程。法律的上述作用具体表现为：法律具有严格

的规范性，它鲜明地昭示真善美是法律所肯定的，假恶丑是法律所否定的，从而

使社会成员明确行为标准，加强自律行为的引导；法律具有公开的惩罚性，它通

过国家的强制力量制裁违反法律(也是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能对整个社会产生

警示作用；法律具有巨大的权威性，它包含有社会道德的起码要求，常常构成民

族素质、信念的标尺和依托。同时它又具有一体遵行的效力，成为维系一个民族

道德水准的最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