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诸无知的谬误与举证责任的规则-诉诸无知谬误

诉诸无知的谬误与举证责任的规则:诉诸无知

谬误

近来媒体上关于方舟子质疑韩寒作品由他人“代笔”的论

争，我并没有太多的关注。但不管真相如何，它作为一场论

争，其中包含的论证因素，正是我们学习评论的人应当留意观

察的。论争一方的学者彭晓芸的几篇文章，因为包含着逻辑学

和批判性思维的敏锐辨识力，尤其引起了我的关注。但是，她

的一篇《不要再犯“诉诸无知”的谬误了》①，却使我有些疑

虑。我感到：她对“诉诸无知的谬误”的理解，从逻辑的原理

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彭晓芸的文章将其适用到方、韩之争的

判断上，并由此认为“现在不要再拿缺乏证据作为证据来反驳

了”，却似乎是有问题的。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诉诸无知并不是诉诸一个人的愚

蠢，而是诉诸没有证据‘证明’一个命题为假来表明该命题是

真的……或者，相反，它表明有些东西是假的，或者可能是假

的，因为没有被证明为真。但这样的推理是不合理的。例如我

们不能证明天使不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存在。”②

彭晓芸女士将韩寒一方“只要你不能证明我是错的，我就

是对的”的论证方法指为“诉诸无知的谬误”，这个判断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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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因为，“我是对的”这个论点，不能以“不知道我是错

的”这样一种“无知”作为论据，而需要另外举出能够证明自

己是正确的论据。但是，尽管如此，在论辩场上，需要证明韩

寒是“错”的举证责任，却仍然在提出质疑韩寒的一方，而不

能“倒置”给韩寒。在法律上，在论辩学中，通行的原则是

“谁主张谁举证”。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逻辑学和批判性思维中的“诉诸无知

的谬误”似乎与“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相互对立。

真的是这样吗？

实际上，作为一种谬误的“诉诸无知的论证”与“举证责

任的误置”往往相联，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比如，有这样

一个例子：

假设摩尔问帕克：“嘿，你知道吗，如果你用红酒搓揉头

部，你花白的头发会重新变成一头黑发。”

帕克当然会说：“胡扯。”

我们再假设，摩尔接着说：“胡扯？嘿，你怎么知道这没

用呢？”

有学者认为：“摩尔的问题很奇怪，因为举证责任在他，

而不在帕克。摩尔把举证责任误置于帕克，这是一个错误，一

个谬误。”③同时，“摩尔”其实也犯一个典型的“诉诸无知

的谬误”――即他以“不知道没用”来证明“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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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

比尔断定，“在这个国家，医疗费用激增的最大原因是不

必要地介绍病人去做昂贵的医疗检查”。然后，芭芭拉要比尔

解释为什么他相信这种情况。而比尔回答道：“你能举出任何

证据来否定它吗？如果你不能，那就是这样”。④

比尔被学者认为是犯了“转移举证责任的错误”。而他犯

的其实也同样可以说是“诉诸无知的谬误”――即以(对方)不

能举出这种说法为错的证据来证明它是对的。

但是，如果更进一步认真思考的话，我觉得，“诉诸无知

的谬误”所包含的逻辑学原理与“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

规则，两者分别产生于不同领域，也适用于人们处理纠纷的不

同层面；当它们发生冲突的时候，需要我们结合具体情况，认

真处理它们之间的效力关系。

我认为：“诉诸无知的谬误”所揭示的论证规则，是普遍

的，因为它反映的正是人类千百年来通过无数认识活动所摸索

到的正确思维的规律：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把“不知道”作为

“知道”的证据。它同样适用于任何辩论情境。

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则是适合于具体的

辩论情境的公平原则。与“诉诸无知的谬误”所反映的人类正

确思维的规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所不同，“谁

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完全是“人为”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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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着眼的是基于人的能力的公平考量，它也完全可以“人为”

地改变。

比如，在行政诉讼程序中，法律就把举证的责任“倒过

来”，不再是“谁主张谁举证”了，而是要求被普通公民告诉

的行政机关来拿出自己没有做出普通公民告诉的行为的证据。

这与“诉诸无知的谬误”所反映的认识规则并不冲突，因为，

在认识上，虽然作为原告的公民一方不能以自己的“无知”(即

难以举证)作为行政部门一方“有罪”的根据；但同样，行政部

门一方也不能以公民的“无知”(即难以举证)作为自己“无

罪”的根据。在这里，不适用刑法上的“无罪推定”。行政机

构是否真的存在公民一方所诉的行为，在认识上是被“悬置”

的；但是，在法律上却规定了行政一方承但举证不利的责任，

即可能败诉。

正是因为法律一般适用于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所

以，在刑法中，当检察行政机关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有罪的情

况下，当事人即被法律“推定”无罪，他无须承担证明自己无

罪责任。这就是世界刑法中普遍适用的“无罪推定”原则。这

个原则是一种倾向于保护公民权利的制度安排，尽管在认识

上，不能证明当事人有罪本身，并不能证明当事人无罪。这里

的“无罪”，并非是认识上的真理，而是法律的制度安排，

即，它不是“认识性”的，而是“程序性”的。一个人到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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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无罪的认识问题，因为可能没法搞清，其实是被法院“悬

置”了，这不是对“事实”的认定，而只能是司法的认定。这

个原则的确可能放掉坏人，但却在更大的可能上保护了无辜的

人。所以，这是一项进步的司法原则，我国自1997年刑法修订

以来已经采用。彭晓芸的文章说“无罪推定的逻辑基础其实就

是诉诸无知”，容易造成人们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负面理

解。

“谁主张谁举证”的普遍规则也反映在一般论辩规则上。

荷兰著名论辩学家爱默伦所列举的十项论辩规则的第二项即为

“举证责任规则”，它表述为：“如果提出立场的一方被要求

为立场作辩护，他就负有辩护义务。”而其第九项“结束规

则”则表述为：“立场辩护失败必然导致正方收回立场，而立

场辩护成功必然导致反方收回质疑。”⑤

根据这两个规则，韩寒一方自然有理由说：“你不能证实

你的观点，所以你不能再说韩寒有代笔了！”而韩寒一方的这

个理由，却被彭晓芸的文章指为“诉诸无知的谬误”。而在我

看来，尽管从逻辑规则的角度来看，“缺乏证据”不足以作为

“韩寒没有请人代笔”这个论点的论据，但从论辩规则的角度

看，这完全可以作为韩寒一方要求质疑者承担举证责任的理

由。

“诉诸无知的谬误”所包含的逻辑原理与“谁主张谁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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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所体现的举证责任规则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人类思维的

一般规律与人类解决纠纷的具体规则之间的关系。前者在任何

地方也不能被否定，但在认识遇到困难时可以暂时“悬置”；

而后者则往往被优先适用。这是因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往往

是人与人之间具体的纠纷，而不是认识问题。

所以，分清楚这两个不同规律(规则)的来源与适用范围，

我们就可以看清“代笔门”论争中的不同规则之间的关系与各

关各方的责任了：首先，质疑韩寒作品由人“代笔”，是方舟

子提出的论点，那么，举证责任当然由方舟子一方来承担。如

果这一方举证不利，则按照爱默伦的辩论规则，不应再坚持自

己的论点了。在这里，举证责任不能倒置，不能让韩寒承担自

己没有代笔的举证责任，因为这是两个平等的普通公民之间的

论争――或者走到民事诉讼。上面我说过了，“举证责任倒

置”只是行政诉讼程序中的特例，它缘于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

和作为原告的公民个人之间在举证能力上的明显差异。

当然，从逻辑上说，韩寒也不能以别人不能举出自己“代

笔”的证据来论证自己“没有代笔”。但是，这一逻辑原则就

需要特别小心地适用了，因为它其实可以适用于所有人。在逻

辑上，所有人都不能以别人不能举证自己作假来论证自己没有

作假，否则，在形式上，就符合“诉诸无知的谬误”。那么，

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不把这看作是一种“谬误”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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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规则，它叫做“信任优先”――就

是在没有证据证明为假的情况下，我们首先“应当相信”为

真。否则，所有人都会处于不被信任之中，每个人要为自己的

真实性付出许多论证成本，社会心理就没有的一天了。在

这里，我们已经接受的“社会规则”优先于“逻辑规则”，尽

管我们不能否认，那个被我们忽略的“逻辑规则”其实才是更

为正确的。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的是：无论在评论中，还是在比评论更

广阔的论辩情境中，除了“谁是谁非”的认识问题之外，我们

还应当尊重“谁先谁后”的程序问题；在尊重“逻辑规则”之

外，还需要尊重“社会规则”。

注释：

①http：//pxyblog．blog．sohu．com/xxxx．html

②杰弗里・R・古德帕斯特，加里・R・卡比/著，韩广忠/

译：《思维――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的跨学科研究》(第4版)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第235页。

③[美]布鲁克・摩尔，理查德・帕克/著，余飞，谢友倩/

译：《批判的思考》，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页。

④[美]文森特・鲁吉罗/著，顾肃，董玉荣/译：《超越感

觉：批判性思考指南》(第8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版，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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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荷兰]弗兰斯・H．凡・爱默伦，弗兰斯卡・斯・汉克曼

斯/著：《论辩巧智――有理说得清的技术》，新世界出版社，

2006年版，第111、第132页。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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